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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在石碑上的清代判决书
作者:陈耀邦  编辑:杨静华  发布日期:2013-08-15  新闻来源:  浏览次数:4262
在会泽县娜姑镇,有许多刻着清朝时期东川府或是会泽县对某件诉讼案判决的告示石碑,如《上水洞晓谕碑》、《崇礼乡公立碑》等。这种把官府判决书刻在石碑上的做法,还有专门的名称叫“勒石为证”或“勒石以专”。
能够被“勒石”的案例,一定是影响比较大,涉及人员较多,或者是案情较为复杂而且具有普遍意义,官府才会命人把判决文书刻在石碑上昭示乡人。作用大约有三:一是办成铁案,止讼息争;二是可以为后来者处理类似情况提供案例样板;三是彰显官府秉公执法断案,判决和执行过程接受群众监督。
据《娜姑镇文物志》(陈兆彩著)记载:《上水洞晓谕碑》,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九月初四立,墨石制作,全文691字,内容主要记述东川府和会泽县对娜姑上水洞财产账务诉讼一案的调处告示,现存于龙王庙内。
这桩诉讼案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崇礼乡(今白雾村)若干士民到会泽县和东川府状告郑端本兄弟有霸吞公益项目钱款等行为。东川府经查,嘉庆二年(1797年)郑清选倡首备资,凿山开洞,又修了十几里沟渠,用了20多年的努力,引来以礼河水灌溉娜姑农田,“使得尽成良畴,升科数千亩,乡人沾感,酬以五成之田”。郑清选划出二百多亩良田捐出,收入用做每年修洞补沟的费用。此义举,让东川府在判决书中都感叹“厥功伟矣”。
到了道光初年(1821年),郑清选的儿子郑联升将这二百多亩良田让交乡绅,收入依然用做每年修洞补沟,不料却被劣绅私卖一空。此案曾经由会泽县令黄中位“亲往丈量查明,判决在案”。又拨出数十亩良田,“发给执照,仍责成郑联升经理,作岁修之费。”估计是郑联升软弱,再加上遭遇执行难,这几十亩良田又被劣绅霸占收租。而每年要修沟补坝,只能由用水户出工凑钱。这种情形一直延续了40年,直到同治初年(1862年),郑联升之子郑兴东主持家业,郑氏打算“自愿垫资修补,免收田户钱谷”,那年却遇到太平军进入会泽,这事就耽搁了下来。
同治八年(1869年),一个叫汪美的人收回了劣绅所霸占的几十亩良田地租,在水洞右侧新修了4.5公里新沟,引上水洞水灌溉良田,又将每年修沟补坝剩下的银两陆续交到郑氏手中,累计五百余两。这笔钱,郑家依然用做修补之费。而崇礼乡多名原告控告“郑端本兄弟霸吞的公益项目钱款”正是这五百余两银子。
判决书写道:“乃该乡绅民不查详细,辄行妄控”,实属诬告。东川府又派员审计,数次将郑姓多年账簿“悉心核算”,并没有查出郑家有霸吞行为,倒是发现郑家一直在垫钱出粮修洞补沟,惨淡经营着祖上百年前开凿的水利工程。在判决书中,东川府高度赞扬了郑氏开凿水利工程的壮举,并“深感佩慰”。告示所有乡绅士民“该乡水洞岁修田亩租桓,永着郑姓子孙经管,以杜劣绅侵蚀水利废弛。”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郑家拥有全部用于修补沟渠的良田的产权,还明确了郑家的义务,“如遇水洞沟坝坝塌,即责成郑姓顾(雇)工购料培修,不得疏忽懈怠。”
此案由东川知府凌应梧、会泽县令陈月溪共同审理并判决。这桩官司,作为被告的郑氏,居然赢得如此彻底,重新获得了属于自家的数百亩良田,祖先开凿水洞沟渠的义举还得到官府的高度赞扬,一雪近80年的家族耻辱。也不怪此判决能“勒石为证”了。
《崇礼乡公立碑》共284字,记载的是另外一桩诉讼: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崇礼乡村民郭永忠等三人私自开垦村后荒山,以至水土流失严重,山洪爆发,冲坏田亩房屋,引起全村村民公愤。崇礼乡村士民赵应才等向会泽正堂控告,郭永忠等人被拘讯,郭表示愿意将所恳私地三十亩全部捐献入公种植树木。原告赵应才也主动施地五亩,一起培护水土。会泽县令准其捐献,特发告示,晓谕乡民。
这一份近二百年前出自会泽的环境保护案件判决书,很有典型意义,因此有幸被“勒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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